四、传统农业的发展期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发展时期
（东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公元317年—1127年）东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使得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了根本性变化，农作制度又有所发展。因为北方战乱，人口大量南移，北方荒芜土地较多，耕作制进展不大；轮作制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南方轮作连种跨入新的阶段。
（一）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的作物栽培发展
1.隋唐北宋时期作物品种多样性发展
在隋唐北宋时期，人们对药用观赏类植物（尤其是园林植物和药用植物）的兴趣日益增长，不仅引种驯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生物学认识也日趋深入。约成书于7世纪或8世纪初的《食疗本草》记述了160多种粮油蔬果植物，从这本书中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一些作物变化特点，如一些原属粮食的作物已向蔬菜转化、还在不断驯化新的作物（如牛蒡子、苋菜等）。
同时，在盛唐之时，包括唐玄奘在内的一批传经人士、经商人士再次沟通与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南亚的联系，从而形成又一次国外引种高潮。引进的新的作物种类有菠菜、小茴香、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油橄榄、水仙花、金钱花等。
在这个时期，园林植物包括花卉的驯化与栽培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花木的引种、栽培和嫁接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
2.主要栽培作物种类的地位变化
隋唐时期稻麦地位上升。唐代大田作物构成最大的变化是稻麦地位的上升，逐步取代了粟稻的传统地位。在《齐民要术》中，谷列于首位，而大小麦和水稻地位稍稍靠后。但是在《四时纂要》中，通过考察其全年各个月份的农事安排，已经看不出上述的差别，有关于大小麦的农事活动出现的频率反而居多。
麦类在南方的种植较早，但关于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唐代。据唐·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段史料介绍的是云南滇池一带主要的耕作制，与水稻复种的是大麦，从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到次年三、四月，生长期约四个月，比起长江流域八月种麦，次年四五月收麦，是早熟品种。云南麦作历史悠久，气候比较温暖，因此在这里首先出现稻麦复种制，并非偶然。至于长江流域在唐代是否广泛推广稻麦复种制，学术界多持谨慎态度。一般来说，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制的初步发展应该在两宋时期。
麦类在南方的推广，使得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而且不与水稻争地，形成年内稻麦两作，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这是南方粮食产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稻北粟的局面，到唐中后期开始被打破。此后，稻逐渐代替了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首要地位，麦紧随其后，粟则退居二者之后。
（二）南方稻作农业形成期耕作栽培的主要特点
1.人口重心南移是南方稻作农业形成的前提
根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汉代的江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见那时的江南地区虽有广袤的土地，却因人口稀少和生产力的不发达而得不到很好的开发。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由于游牧民族的侵蹂和统治，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南方则相对和平稳定。北人大批南下，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工具与生产技术，使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形成了一个高潮。北方人口陆续不断地大量南迁，对土地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其垦殖的范围自然就要扩大到条件较为艰难的山陵及湖沼地区。
2.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推动南北农业区域联合
隋唐以前，我国已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秦汉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则比较落后。汉末魏晋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黄河流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永嘉之乱以至十六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被破坏得更加严重。正由于此，大批北人南移，推动了南方的开发，所谓“扬部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湖傍海，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3】。描述的就是南朝刘宋时期江南土地得到初步开发的景象。
隋、唐两个皇朝仍以关中地区为王业之本。这是由于从北魏开始，黄河流域的经济又逐步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魏书·食货志》所描述的“府藏盈积”的状况，这就为隋朝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北魏以来经济基础之上，竭力经营，大力发展关中的经济，使这个古老的农业区又重新得到了开发。关中地区以及关东地区又成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的经济重心地区。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逐渐凋敝，而江淮地区的经济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逐步赶上和开始超过北方。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再次南移。
隋唐以前的经济区，由于受地理条件复杂性的制约，造成局部地理条件的独立性，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种特点就更加显著。隋代的大运河，是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大运河的开通，就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区沟通起来，打破了原来经济区的封闭性。在运河一线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经济带，运河区域的经济区就形成了。
南朝时长江流域已很繁荣，因而使唐朝的国力又超过秦汉。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已有向南方推移的迹象，到两宋时就肯定移转到南方了。在南方经济的发展中，水稻的大量增产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唐宋时代的粮食统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到北宋时，稻的总产量已经上升到全国粮食作物的第1位。因而宋代就有“苏常熟，天下足”和“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代又有“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的水稻生产在唐初和中后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物》（1978年3期）发表的文章《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中表述了，武则天时期许多江南租米和北方租粟的入窑账目。其中有苏州大米1万石。《新唐书》卷53《食货三》，《旧唐书》卷49《食货下》描述，唐初江南稻米北运不过20万石，中唐以后便增至300万石。
隋、唐代统治者虽然建都在北方，但是意识到南方的经济地位的重要。东晋以后南方的开发，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把南北经济紧密联合起来，为后来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经济重心南移推动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中原长年战乱，北方人口大规模南下的浪潮接连不断，南下的人口大都聚集在江南运河区域。他们大多是北方的农民，有的成为侨置郡县的自耕农，有的沦为士族地主的依附人口。其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带来了北方的文化风俗，即所谓“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4】，“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5】。
北方人口大批南移，极大地增加了江南运河区域的劳动人手，也大大提高了江南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江南运河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条件。同时，北人的不断南下，使江南运河区域人口激增，原有耕地无法支撑陡然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耕地骤然问宝贵起来，越江而来的北方士族地主和南方世居地主，为了获得大片耕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他们凭借着朝廷的优容，纷纷“占夺田土”，“封略山湖”，把一些无主荒原和山林沼泽，尽行囊括，占为己有，造成“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的局面【6】。通过这种方式所占夺的田土和山湖川泽，常常跨州连县，幅员数十里乃至二三百里。这股抢占山泽之风，起先主要集中在都城建康附近和太湖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直至会稽郡。土地兼并客观上提供了改善农耕生产灌溉条件。而这一带，恰恰是江南运河及水利工程分布密集之地，山林易于开垦，土地浇灌便利。所以，不久之后这一带成为新兴的南方经济区的核心部分。
东晋—北宋（317—1127）时期，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水田技术配套技术形成。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使得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迅速。一套以耕、耙、耖为主要内容的水田耕作技术逐步发展成熟。江东曲辕犁是唐代最先进的耕犁，同时为水田灌溉服务的龙骨车、筒车等提水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推广，中唐后期水利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南方，尤其是五代时期盘踞江南的吴越王国，大力兴修江南河网水利，使太湖流域逐步形成了塘浦圩田系统，奠定了后来发展为全国著名粮仓的基础。
（三）南方稻作制形成期的重要农学著作
成书于五代十国的韩鄂编撰而成的《四时纂要》，有人认为是主要反映了渭水与黄河下游一带农业生产情况，而另一些人又认为主要反映的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的，但不管如何，此书的确同时描述南北两方的农事情况，这与此前农书主要描述北方农事情况不大相同，反映了南方稻作农业形成与发展，并在作物生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随后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由陈旉完成的《陈旉农书》也是关于对这一时期农事活动的科学技术的著名农书。书中提出的与水稻栽培技术有关的“十二宜”，首次提出作物栽培生长期，不但要使用底肥、种肥，还要使用追肥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说”。这是一部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的农书，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此时南方稻作农业的地位及科学技术的成熟。
南方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东晋时期人口大量南移和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随着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进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其粮食产量超过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南粮北运的历史。而这段时间北方的农作技术发展相对较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