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一杯水，当成一个种子的产量，很多转基因性状更多的是稳产，是确保这个水端的时候不要洒出来。但是基因编辑可以改变杯子形状，提高装水的含量，真正地影响作物本地产量或生长性状。
作为21世纪的颠覆性技术，基因编辑就像一只“神笔”，它为植物或者动物育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监管政策与商业化如何互促？育种研究最新进展是什么？下一步该如何走？
3月18日，2024 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系列平行专题研讨会之国际种业专题报告会（国际植物育种创新圆桌会）在海南三亚召开。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及产业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基因编辑等生物育种研发进展、监管政策和产业化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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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纳入“GMO”监管，全球尚未有统一的政策
基因编辑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科学技术，它的出现让更加精准的基因调控成为现实。出于对风险的界定，不同国家对基因编辑及转基因等生物育种的监管政策大不相同。
据国际种子联盟植物育种创新协调组执行主席奥斯曼·梅维特（Osman Mewett）介绍，一些国家尚未形成确定的政策框架，基因编辑利用仍然受到老旧转基因政策监管；而另一些国家已有关于基因编辑的监管政策或是草案，大多会要求种子公司提交数据与监管者进行磋商。不过全世界尚未取得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
例如，欧盟正在研究对所有新基因组技术（NGTS）进行监管的法案，并将通过NGTS改造的植物监管法案分为两类：第一类NGT (NGT 1)植物不受转基因法规监管，第二类NGT植物（NGT 2）仍受转基因法规监管。不过目前尚未有最终确定的法律法规，欧盟议会将就最终法律与成员国进行谈判。“我们非常希望通过立法来决定是否在未来可以用基因编辑技术，由此更好地塑造欧盟农业食品体系。”欧洲基因组编辑可持续农业组织（EU-SAGE）执行经理瓦娜·迪玛（Oana Dima）博士表示。
“美洲大部分国家的基因编辑产品不受GMO规定的监管。”美国种子贸易协会高级副总裁周凡丽（Fan-Li Chou）博士介绍，例如加拿大有三个部门进行监管，他们主要针对最终产品，而不针对生产方法；美国和加拿大差不多，也是由三个部门进行监管，根据不同的用途（种植、食物）有不同的监管方式。
中国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等法规，对转基因生物及基因编辑生物进行监管。海关总署也出台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配合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处研究员宋贵文表示，我国的管理体系十分健全，从研发到生产、加工、进口都进行了全链条的管理。
然而，如果所有国家对NGT植物的监管政策不统一、不一致、不协调，将会影响商业产品的开发以及农民和消费者获得创新的机会。奥斯曼·梅维特认为，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政策需要面向未来，并鼓励和扶持育种创新，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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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种质、改良品质，基因“神笔”带来新机遇
在充满未知挑战的现阶段，气候变化、新出现的病虫害和缺乏新的可耕地等重要问题正在威胁着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而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研究的前沿领域，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新的机遇。
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基因设计和验证部门负责人、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基因组编辑倡议全球负责人伊内兹·霍滕斯·斯拉梅（Inez Hortense Slamet）博士介绍，通过努力，她们已经将基因编辑应用于木薯、土豆、香蕉、水稻、玉米等作物，进行抗病性品种开发，或是用于提高食物中的微量元素含量，改善部分地区所面临营养的问题。
“中国在基因编辑方面研发思路特别快，研究结果很丰富。无论是从递送系统到底层工具酶，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应用于新品种创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作物基因编辑中心主任、研究员谢传晓介绍。据悉，目前团队通过基因编辑已改良了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的重要性状，并开发了第三代杂交种。未来将进一步探讨如何进行产业化。
科迪华于2014年开始了基因编辑工作，主要是进行抗病性或者是强化饲料、优化油、农业生产力等方面的研究。科迪华全球基因编辑法规高级总监凯文·迪尔（Kevin Diehl）介绍，监管方法的全球统一可能会影响商业产品开发的规模和全球技术应用率，公司也一直在与全球的监管者门进行合作。
不仅如此，基因编辑还能进行玉米株型改造提高耐密增长潜力、水稻基因启动子编辑种质创新、开发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创新作物育种方法和种质以及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等。基因编辑的农业产业化应用之门即将开启，颠覆性技术梦想将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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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到商业化，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基因编辑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何这么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袁隆平先生花近20年的时间在野外寻找到了一株水稻突变体，之后又用近20年的时间把突变体加以育种利用，成功开发了第一代的杂交种技术。而这个技术由于恢复期和保持期难以建立，95%的材料都不能使用。但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制的编辑器，可以很快地解决恢复期、保持期的关系问题。
谢传晓介绍，农业前辈花了40年时间解决5%的品种实用性问题，利用基因编辑大概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解决100%的问题。
同时，基因编辑可以加快创新步伐。亚太种子协会秘书长弗朗辛·萨约克（Francine Sayoc）表示，高油酸大豆或者是富含维生素D3的西红柿，都可以用基因编辑进行创制。这项技术是可以被民主化的科学技术，对于所有公司甚至是小公司来说，他们可以利用基因编辑获得新的性状，这是非常好的创新机遇，就连初创公司都能够负担得起。
“基因编辑的优势就是快和精准。”齐禾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赵天萌表示。对比转基因的成本高、改良性状有限，基因编辑成本低周期短，后续监管在全世界都有独特思路可以简化，这对企业尤其是初创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尽管基因编辑已成为遗传育种主要技术基础，未来将像普通技术一样平民化。不过从目前的技术到产业化应用来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要解决法规、公众接受度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科研与产业之间共同探讨。
作物科学亚洲协会北京代表处执行总监赵强表示，监管政策如何跟产业化互相促进，这个方面大家还是非常共性的诉求。中国的转基因商业化刚刚启动，大家都有一个预期，就是下一步商业化的过程中基因编辑如何能进一步简化，目前法律上已经没有商业化障碍了，也许在未来两到三年内，这两块会有一个大的突破。
会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私募股权投资三部副总监王志鹏、施尔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齐延全、凯特格睿（Kynetec）中国商业总监宋彦楠等就中投公司境外农业投资及行业展望进行了报告。
会议由中国际种子联盟主办，中国种子协会、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承办，得到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作物科学亚洲协会北京代表处赞助会议。
作者丨喻珺
摄影丨吴秒衡
编辑丨农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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