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面对转基因食品有关争论，学者建言
严格管理 大胆研究 谨慎推广
自1983年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烟草诞生以来，30多年来，一方面，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生产、贸易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从未停息。
2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13年度消费领域“十大事件”，“转基因食品引争议”列入其中。何为转基因食品？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有何新进展？转基因食品应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对转基因食品实行严格管理
何为转基因食品？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教授吴林海介绍说，转基因食品是利用DNA重组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至其他生物体，改变生物的遗传信息，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生产和加工的食品。“人们日常所说的转基因食品一般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用转基因生物制造、生产的食品，二是用转基因生物作为部分原料而制造的食物，三是转基因生物作为食品添加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肖显静解释道。
“各国高度关注转基因发展中的潜在风险，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记者，我国始终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强化生物安全管理，目前已基本建成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大昉说，在转基因安全评价方面，我国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标准。以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食用安全评价为例，我国转基因水稻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指标即超过了国外标准。例如，美国在评价新的抗虫作物时，一般只要求进行动物大鼠口服急性毒性试验和90天喂养试验，而我国增加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未要求的检测指标，如三代繁殖试验。
然而，肖显静也提出，相对于转基因技术及其推广的科研力量而言，对转基因技术进行评价及安全管理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这可能导致对转基因技术缺乏全面、客观、权威的评价，推广中所需的技术监管也难以完全到位，对此应高度重视并加以扭转。
积极开展转基因技术研究
1月19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以分子育种为重点的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
黄大昉认为，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
尽管各国对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然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正在持续增加。吴林海举例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SAAA）统计，1996—2012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100倍，由170万公顷增加至1.7亿公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谭涛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介绍说，当年全球约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和81%的棉花是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技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面对这些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些我们已知，有些可以预见，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更多的是未知。”吴林海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竞争，中国应该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并把它纳入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范畴。
“今后的转基因技术可能会以提高作物产量为直接目标导向。”肖显静表示，国外科学家提出将转基因技术分为两代，第一代为“加法”，是将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从一种生物中提取出来转移至另一种生物，从而使这种生物也具有该功能，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健康或环境风险；第二代为“减法”，即为了抑制生物体内某种人类不想要的功能，而把相应的基因删除或使之沉默（基因静默），其是否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方向有待研究。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需谨慎
“转基因作物种植全球化、生物技术研发集中化、转基因种子市场垄断化以及转基因农产品(000061,股吧)贸易国际化的格局已然形成。”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超表示，基于全球视角展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前景，探索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与运行机制，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或将起到推动作用，然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仍是一个舆论上有争议、操作中有困难的问题，需谨慎而行。谭涛表示，“是否具备适宜产业化的品种和技术，是否具备适合产业化的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是否具备适应产业化的安全监管能力，是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面临的三个焦点问题。”
肖显静表示，在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应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在转基因作物推广方面，应经过严格评价和科学决策；在转基因技术推广及管理方面，要有严格监控和预警。黄大昉强调，在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与安全评价中，一个重要方面即能够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对已推广的产品进行评价、跟踪，更要对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的产品进行分析和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