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争议只是一个表象，助推争议升级的，是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焦虑、对权威机构和专家的不信任和对生存环境的担忧。
如果静心回顾历史，每个重大新技术的出现，都曾对当时的社会带来困扰，比如电的应用，比如飞机成为交通工具，比如疫苗。人类社会总是在权衡技术带来的效率和风险之后，做出一个集体理性的选择，绝大多数情况下，技术的进步不可阻挡。
当然，如今的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文明，更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在为“集体的理性”出力。
但是，如果表达观点的人太少专业知识或者太多意气用事，事关技术与社会进步的讨论，只会沦落为一出闹剧。
“反转”与“挺转”
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解释，转基因技术（Genetically Modified，简称GM），是将基因片段转入特定生物中，并最终获取具有特定遗传性状个体的技术。没错，它就是个冷冰冰的技术，本身没有是非对错。
真正让人们不安的，是被转基因技术改造过的食品是否安全。转基因技术如今已经被应用到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上，比如让大豆抗除草剂，让棉花、玉米、水稻抗虫等等。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使得农作物产量提高，农药使用减少，从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来说，转基因技术带来的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转基因农产品播种面积来看，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主要种植转基因棉花，食用的农产品中只有木瓜。当然，中国的进口大豆，主要以转基因大豆为主，因此国人的饮食中，难以避免转基因作物。
以大豆为例，转基因大豆由于生产成本低，价格上占据优势，便宜而出油率高的转基因大豆很快占领了国际市场。2013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介绍说：“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豆上，去年我们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它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最主要是两个用途，一是榨油，就是我们吃的大豆油和调和油中都有一部分是大豆榨出来的油。榨油之后的饼粕，是养殖业中饲料的最重要的蛋白质——植物蛋白的来源。”
但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一方则从另一个侧面审视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最能引起共鸣的当然是前者。
担心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人通常持有这样的逻辑：转基因食品是一种全新的食品，没有经过长期的检验，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如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尚无定论，为什么要让我吃？
所有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的人，被统称为“反转”派。崔永元加入论战之前，“反转”阵营的代表除了“绿色和平”组织，还有蒋高明和陈一文。
蒋高明是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他撰文描述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所谓的六项现代农业技术，将农民手里的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小麦玉米周年亩产2000斤粮食以上）”。陈一文在微博上描述自己的职务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除了以上几位代表，网络上很多“反转”言论来自匿名网友。
相较而言，“挺转”阵营里拥有生物技术背景的人更多一些。最支持发展转基因技术的，首先当然是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其中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是代表人物。2013年10月，张启发透露有61名院士联名写信给国家高层建议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
具有国际威望的科学家饶毅也是“挺转”队伍的一员。饶毅，博士、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专业领域是“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
饶毅因为参加方舟子的颁奖活动，被崔永元问“有良心不”，饶毅随后在博客中撰文《答崔永元先生》：“崔先生可能不知道，在转基因方面，不仅我的观点与方舟子相似，全世界学过分子生物学的绝大多数都与他观点相似，这不是支持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人、绝大部分懂得分子生物学的人，观点都相似。”
科学家并非“挺转”派中活跃的发言者，真正长期撰文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是方舟子、云无心等科普作者，而后两人都有生物学学历背景。
“挺转”阵营虽然在学术背景上占上风，但这些人的科研背景也给对手留下了批评的理由：在“反转”派看来，科学家们支持转基因技术，都是利益诉求作怪。
当然，“挺转”阵营也有自己的软肋，为了避免被对手批评“外行”或者“意气用事”，“反转”阵营一直极力塑造自己理性、冷静的形象。尽管崔永元本人不认可自己是“反转”派，但显然舆论已经把崔永元当成了“反转”带头人，只可惜，崔永元目前的表现，恐怕很难为“挺转”阵营多年的努力加分。
“他要在微博上再说难听话，我也说。我晚节不保，我不要以前的好形象，我才不端着呢，那不是我。我有‘土匪’的一面。”崔永元正在网络骂战中践行自己的“土匪”论。
到底在争论什么
我们争论转基因的时候究竟在争论什么？在中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生物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非常专业化的程度，如果不是转基因技术的专业人士，其他人很难判断这种技术的利弊。这就像一个人如果得了重病，医生很难向病人解释治疗方案的原理，病人能做的，唯有相信医学界对这种治疗方案的共识和医生的专业水平。
“这种争论来源是对风险的认识问题，而不是风险本身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代表阿瓦。艾达拉（Awa Aidara kane）博士代表世卫组织日前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她供职于世卫食品安全与人畜共患病部门，其中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转基因。
阿瓦。艾达拉的说法更像是个哲学命题，事实上，关于转基因的讨论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中国记者问阿瓦。艾达拉是否会消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物？阿瓦。艾达拉回答说：“当我去超市买东西时，我对我所在地市场上的食物很有信心。我相信既有的系统。如果你在一个你信任的国家生活，你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食物产品，无论是否转基因。这是非常重要的：消费者必须能够相信所处的系统。”
可是，在中国，一旦提到信任，问题就来了。崔永元曾经在微博上评论原铁道部高官张曙光自曝贿选院士事件，崔写道：张曙光花2300万差一票没当上院士，多一票就成了“权威”，这样的“权威”多了，就能组成一个新的“权威机构”，当然，不花钱也能有别的“方”法。
崔永元的评论，代表了当下社会怀疑论者普遍的心态，由于社会乱象频出，公众对权威、科学家、主管部门官员的信任日渐下降。如果权威们不可信任，那么，我们怎么去信任权威们所说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这样的结论呢？
特别是在经历了毒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后，公众对食品安全异常敏感，面对转基因食品，“能不吃就不吃”成为大多数人的信仰。
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心理，在中国，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呼声一直很高。按照中国现在的规定，转基因初加工食品，即不改变原始形态的食品，例如面粉、食用油等，都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定性标注，但对面包、蛋糕、饼干、疫苗、生物制剂等转基因的深加工产品，并没有强制标注的规定。欧盟规定只要转基因占比超过0.8%，就必须在食品外包装进行定量标注，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而美国因为对是否转基因采取自愿标注原则，90%的转基因食品目前并没有明确标注。但是，很多中国消费者期待更广泛的标注，以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但如果仔细追究，要想用标注的方法来避免转基因食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设想，如果所有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食品都需要标注，那么，一家餐馆出售的一盘菜如何标注？
既然转基因行业内专家不可信任，忧心忡忡的消费者开始从他们认为更加客观公正的“第三方”那里寻找答案，杂家水稻之父袁隆平就常常被要求回答是否支持转基因技术。
袁隆平一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经过上世纪7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宣传，袁隆平作为权威科学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挺转”与“反转”僵持不下的时候，很多人希望袁隆平能表达自己的态度。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袁隆平对转基因技术的表态面容模糊。
不过，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中，这位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表现出肯定的态度。1月10日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转基因技术是目前的尖端技术，我认为转基因及转基因所属的分子技术将是未来发展方向。转基因技术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听转基因就觉得很可怕。”袁隆平还表示，他将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自己也愿意试吃转基因作物。
公众的担忧也为市场提供了商机。
2013年10月25日，甘肃张掖市出台转基因种子“禁令”，成为了国内唯一一个明令禁止转基因种子的地级市。玉米制种是张掖市的重要经济产业，张掖同时也是玉米种植重地。2012年，张掖的玉米种子种植面积达102.53万亩，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23.5%；产量4.61亿公斤，占全国40%以上。
张掖的规定引起舆论哗然，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中，张掖出台禁令的动机昭然若揭。张掖宣传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媒体记者：“张掖是一个农产品的品牌，我们要把它‘宣传’出去，并‘保护’起来。”
张掖禁令出台不久后，甘肃省相关部门似乎从中获得了“灵感”。甘肃省食药监局发出通知，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从2014年3月1日起，将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专柜销售转基因食品，要求在转基因食品销售柜台或货架处显著位置设置提示牌，提示牌内容为“转基因食品专柜（专区）”
在崔永元的微博上，报道甘肃的这则新闻被“置顶”，这样的做法显然甚合他意，只可惜，甘肃政策的动机是否如崔永元一样为了食品安全、消费者知情权，却很值得怀疑。
崔永元与方舟子的争论，如今已经走出转基因范围，而中文世界的转基因争论，也早已走出科学的范围。
转基因争论，折射出足够丰富的中国社会现状，多年后回望，会不会哑然失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