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以良种培育为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积极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乡镇和区域性农机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
前瞻部署生物、纳米、量子调控、信息网络、气候变化、空天海洋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农业稳，天下安。”这是我们经常在文件上能看到的重要词语，也是很多农业领域的学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去年，国家明确把生物育种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这对许多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育种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来说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更加突显了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地位。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生物育种技术和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继续在提高单产上下工夫。”
“把生物育种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来，是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专职技术责任人、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所所长万建民告诉记者。
提起育种，万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耕地又在不断减少，从2003年到现在，我们每年生产的粮食都保持在5亿吨左右。但是这已经是一个极限，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我们要想达到每年生产6亿吨粮食的目标，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本无法实现。”
对此，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田冰川表示认同。他说，为了保障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我们一直把“粮食为纲”作为国家战略，从2004年以来的7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很好的体现。
田冰川表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阶段，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粮食安全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受耕地、水资源、气候等因素变化的影响，我国粮食继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使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品种结构和生产布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减少的土地，我们的吃饭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万建民给出了答案。“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生物育种技术和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继续在提高单产上下工夫。”
“以往，我们在提高单产上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喷洒农药，一个是使用化肥。可以说，这两种办法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办法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对资源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甚至对人的健康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万建民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我们就必须依靠以分子标记育种和转基因育种为主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力量，定点定向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这是我们必须的选择，也是战略性的选择。”
在育种领域作战多年的田冰川认为，和传统的常规育种技术相比，生物育种的优势毋庸置疑。生物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可以快速突破技术瓶颈，逐步逼近农作物的理论潜力产量，是有效解决粮食高产问题的重要技术方法。
“未来3?5年，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到生物育种发挥的能量，生物工厂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眼下，关于转基因产品的讨论甚嚣尘上。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万建民时，他的反应却很平常。“一个新事物出来，肯定会引发争论。”但他随即表示，如果这些产品不是用来吃的，可能接受起来就会更加容易。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育种的作用将会体现在更多方面。”万建民举例说，“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煤炭、石化等能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替代的能源，除了风能和太阳能以外，生物质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扩宽能源范围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从育种的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通过生物技术来培育能源产生效率更高的植物品种，比如，可以用来做酒精的甜高粱和茅草等等。”
万建民还透露，通过生物育种技术生产的部分功能性食品已经发挥了多年的作用，并得到了使用者的认可。“比如，针对糖尿病病人、高血压病人不能吃普通大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生物育种的方法，培育蛋白抗性淀粉比较高，血溶性蛋白比较低的水稻，解决这些疾病患者不能吃米饭的痛苦。”
“未来3?5年，我们就完全可以看到生物育种发挥的能量，生物工厂不再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发展生物育种产业，这是我们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抉择，更是我们走现代农业之路的重中之重。”万建民说：“当前，来自农业面源的污染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在这样的关头，如何还是一味地走传统农业的老路，无疑是不可取的。”
“国家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坚持发挥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切忌将产业研发与应用割裂。”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种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整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其中，最严重的还是在产业链中研发和生产经营的严重脱节，企业“散、弱、小”的现象十分突出，难以与发达国家的种业公司相抗衡。
作为中国种业龙头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分管战略规划的田冰川认为，创新体制机制，以更新更有效的组织方式来发展生物育种产业是关键。
“生物育种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长周期、战略性的产业，因此，其发展对产业资源的集成能力和产业主体的集中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应该建立相应的产业化体制和机制，确保生物育种产业的成功。具体来讲，国家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坚持发挥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切忌分散资源与力量，切忌将生物育种产业的研发与应用割裂，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产业资源的集成能力，建立起产业发展的牢固基础和有效平台。”田冰川说。
万建民则提出，国家要制定相应的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更有效地集成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力量，真正打通科研、生产、加工、营销和技术服务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同时，要通过千人计划等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回国创业。“目前，我们的科研队伍在整体水平上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十分匮乏。”
■ 连 线
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科技创新步伐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
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种子技术是最核心、最基础、最重要的关键技术。发展种业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当今世界，生物育种产业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均将生物育种产业作为重要战略选择并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主体多元化的全国种子市场，种业市场价值达500亿元，种子使用量在200亿公斤左右，全国共有持证种子经营企业7600多家。但种子产业集中度低，种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严重不足，产学研结合亟待加强。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制定种业科技专项规划，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科技创新步伐，一是加强种质基因资源开发、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和新品种开发、生物品种制种关键技术开发；二是强化产学研结合，推动建立种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科研院所、大学等种业科技成果向优势种业企业转移，加速我国种子企业的资源融合和并购重组；三是充分发挥公益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快信息化、社会化的种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另外，我们将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培育和产业化进程。在重大专项的基础上，实施种子科技创新工程，推动分子育种、强优势杂交种等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结合，发展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
让企业成为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尽管我们国家的农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从将来的发展来看，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依然是我国最大的问题，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13亿人口，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到 2020年要增产一千亿斤粮食的宏伟目标，尽管常规的技术还会在今后的农业增产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必须结合转基因等生物技术，这样才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提供有效保证。
我国在国际上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研究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但因为整个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在创新能力上仍有很多不足。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还要追赶国际一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我们在某些作物、某些基因方面做到了，可是整体上还有很大的困难，还必须要进一步努力。
目前，国际上推动转基因作物发展的主要是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手里的基因多，它们开发、发掘的基因就更多。今后我国农业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产业化机制问题的讨论。我们要走市场化道路，要让企业逐步地唱主角。我们要借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步地培育一些龙头企业，让它们成为创新主体。
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应加强上、中、下游互动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秀兰：
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2010年工作的部署中，特别提到要“以良 培育 重点，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实施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是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项具体农业技术提出发展要求。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农业科技创新中既要强调粮食安全，还要重视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应该加大特色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研发，上、中、下游互动，组织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利用生物育种技术的优势，在高效农业育种上取得新突破，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技术保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 案 例
从研发到产品的“流水线”
文?本报记者 韩士德
“国家把生物育种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来，对中国种业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在种业市场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中国种子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帏深有感触地说。
张帏说：“发达国家已经利用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可以说，这样的技术前景是广阔的。”
张帏分析说：“这是一个潮流，如果我们不抓住，在未来的10?20年时间，我们就落伍了。目前对我们来讲，粮食的刚性需求也使我们必须要依靠生物技术来提高单产的水平。因此，这是一条解决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又是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种业的重要契机。”
据张帏介绍，集团已经投资建立了“中国种子生命科学技术中心”，计划在生物育种等种业关键领域的中下游建立领先优势，形成代表中国种业企业最高水平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同时，集团已引入国际一流的生物育种专家，主抓转基因等生物育种体系建设，并将继续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担任不同层次的研发负责人，按照国际先进的工业化、流水线、商业化的育种模式进行育种体系建设。
在张帏看来，“我国种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研发能力上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很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实力都是很强的，同时，企业的数量和营销的范围也相当大。但一个很致命的缺陷就是我们的产业化能力太低，技术资源的集成利用能力太差。”
“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商业化的、工厂化、流水线式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国外的大公司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成立的中国种子生命科学技术中心，目的就是为了把研发的中下游做起来，把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结合。高集成、高通量，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大的跑道。”
按照张帏的设想，种业企业也一定要流水线式地把科研人员组织起来，通过不同的分工，设置不同的工种，来提高每一个工作岗位的效率。“就像是生产汽车一样，我们在育种上也需要一条生产线，有了这条生产线，我们才能快速地跑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种业才能腾飞。”
张帏表示，我国种业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样的生产线建起来，来弥补国家在这一块的空白。“它上面是科研单位，下面是市场，我们成立的技术中心也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的，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集中力量把种业最紧迫的任务做好，并形成国家在种业方面的整体竞争力。”
■ 视 野
3月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欧盟国家种植一种转基因土豆Amflora。这一决定被认为是欧盟委员会转变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立场，具有特殊意义。这种土豆可以用于生产工业用淀粉，副产品可以用于生产畜牧饲料。
自1996年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应用以来，发达国家已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跟进。
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为代表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
2008年，全球共有5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市场销售，市场价值达到75亿美元。欧盟也有6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美国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种植，伊朗批准了1个，加拿大和墨西哥批准了转抗除草剂基因水稻的进口申请，允许其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