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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稻30年:缘起、攻坚与成效



      2026年,适逢“中国超级稻”项目立项30周年。9月13日,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三十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30年来,中国超级稻从“一纸构想”落地为遍及全国的“金色稻浪”,用持续育种突破夯实我国口粮安全根基。作为当年项目立项的主要决策者之一,程序(时任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写下这篇回忆文章,还原该项目诞生的复杂时代背景、完整立项过程,盘点30年实实在在的增产成效,为新时代种业振兴提供珍贵历史镜鉴。

 

 


 “中国超级稻”立项的时代缘起与30年攻坚成效


程序(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083)

      1994年末,我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调任原农业部科技司司长。面对国内农业生产现实矛盾与国际技术、舆论带来的外部冲击,我于1996年初提出设立“中国超级稻”研究项目的构想。这一设想,是国内现实刚需与国际环境变化共同催生的时代选择。

      01

      双重压力

      “中国超级稻”项目的立项背景

      国内粮食供应趋紧,增产技术遭遇天花板

      上世纪90年代,国内粮食供需矛盾再次凸显。1993年,沿用数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粮食消费约束放开,市场需求得到释放。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制造业快速崛起,当年约4 000万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与沿海地区,后续流动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粮食消费总量快速攀升。

      反观生产端,粮食增产动能不足。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45%,增产潜力已接近“天花板”;小麦、玉米的品种改良与栽培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199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45亿t,较1993年下降2.5%;1993、1994年稻谷连续两年减产,湖南、湖北、江西、吉林等传统主产调出省份稻谷外调难度显著加大,粮食安全警报再次敲响。统计显示,1984—1993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1.51%,已经高于粮食总产量1.34%的年均增速,这一信号值得高度警惕。

      国际水稻研究所超级稻突破带来冲击与启示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自上世纪60年代引发水稻“绿色革命”,以IR8为代表的半矮秆高产品种,配合灌溉、化肥投入,推动亚洲产稻国累计增产稻谷约3亿t。历经20余年应用,原有品种体系增产潜力逼近上限,机构预判,2020年全球稻谷需求还将增长60%。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IRRI开展“理想株型”育种探索,通过调控分蘖、茎秆、根系、穗型、收获指数等性状,力图突破产量壁垒。

      1994年10月,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对外发布消息:IRRI培育出“超级稻”,相较传统品种单产可提升30%~50%,最高产量可达13~15 t/hm2。这一消息令我深受震动,彼时我国大田水稻平均单产仅不到400 kg/667 m2,国内高产纪录也只有650 kg/667 m2上下,育种追赶刻不容缓。

      “布朗之问”:舆论质疑敲响粮食安全警钟

      同样在1994年10月,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在全球引发广泛讨论。文章推演,1990—2030年,受人口与收入增长拉动,中国谷物总需求可达4.79~6.41亿t,国内总产量将下降五分之一至2.72亿t,年度粮食缺口最高达3.69亿t,超过当时全球粮食贸易总量。该文的核心推论建立在错误依据之上,严重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要破除这种片面论调,最有力的方式就是靠实实在在的粮食增产。同时,文章提出的粮食生产增速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是我国必须正视的客观规律。

      02

      多方汇力

      从构想走向立项的关键历程

      1996年初,在原农业部科技司内部会议上,我正式提出启动超级稻项目。彼时原国家科委主导水稻育种科研,经费高度集中投向三系杂交稻,全国半数以上稻区,包括广大粳稻区、不适合杂交稻种植区域,科研经费缺位,育种工作陷入停滞,成为制约全国水稻产能提升的结构性短板。我提出由原农业部自主筹措经费,开展覆盖不同稻区的超级稻育种攻关,得到司内多数同志支持。随即由计划处副处长杨雄年和中国水稻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廖西元牵头,推进项目前期筹备。

      项目推进过程中,老一辈育种专家的建言加速了立项进程。1996年4月,我国半矮秆水稻育种奠基人、广东省农科院黄耀祥院士致信原农业部,提出要充分挖掘常规杂交育种潜力,培育超高产水稻,提醒不应一味寄望于尚不成熟的前沿技术,忽视能够解燃眉之急的现有育种路径。1996年5月,部办公厅转来中办国办信访局转递的沈阳农业大学杨守仁教授致李鹏总理的信函。杨守仁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籼粳亚种间杂交研究,获得远超种内杂交的杂种优势,呼吁国家重视水稻超高产育种。同时,正在IRRI进修的杨仁崔传回消息:国际水稻研究所9份超级稻品系均使用杨守仁团队选育的“沈农89366”作为亲本。多方信息汇合,坚定了尽快启动项目的决心,论证会选址沈阳。

      1996年6月20日,超级稻研究论证会在沈阳棋盘山宾馆召开,由我主持。与会专家一致支持超高产水稻培育;组建由11家科研机构构成的协作攻关组织,正式命名“中国超级稻”;确立遴选标准:无论何种选育手段,只要遵循“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技术路线,即属于中国超级稻范畴。攻关由杨守仁、黄耀祥领衔,中国水稻研究所牵头,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协助,闵绍楷担任专家组组长。会议确定700kg/667m2、800kg/667m2和900kg/667m2分阶段产量目标。项目首年75万元经费由原农业部科技司筹集、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赞助。至此,“中国超级稻”育种大幕正式开启。

      03

      30年成效

      品种迭出,增产增效书写大国底气

      历经科研人员接续奋斗,“七、八、九”三级产量目标全部提前实现:2000年一期目标如期落地;二期800kg/667m2目标于2004年提前1年达成;三期900kg/667m2目标于2011年提前4年实现。2014年超级稻单产突破1000kg/667m2大关。截至2025年,农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超级稻品种累计达到264个,适配不同生态稻区,为全国水稻生产提供丰富良种选择。

      对标我国水稻育种史,更能看清超级稻的时代价值。据袁隆平1996年公开发表于《中国科学报》的资料,三系杂交稻1976—1996年20年间累计推广1.67亿hm2(25亿亩),增产稻谷1200亿kg。而1996—2026年的30年间,中国超级稻累计推广面积同样达到1.67亿hm2(25亿亩),是在全国水稻单产已经抬升的高基数上继续增产,推动全国水稻平均单产从388.6kg/667m2(1991—1995年平均)提升至475.9kg/667m2(2021—2025年平均),累计增产稻谷约1500亿kg。

      回望“中国超级稻”从构想变为现实的全过程,它的诞生是时代所需,它的成就来自一代又一代育种家扎根田间的坚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保障粮食安全,种业创新依旧任重道远。

 

 

      来源 | 《中国稻米》2026,32(6):5–6,“综合信息”栏目

      编辑 | 农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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