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辉的办公室里，或许不常摆着那些耀眼的奖牌，但他团队选育的自交系，却在近几年的种业圈里砸出了巨大的水花。QD001卖了近两千万，QZ2505卖了两千八百万。在这个品种同质化严重、企业哀叹“没钱买好材料”的当下，他团队手里出来的东西，成了隆平高科、康农种业等知名企业争相抢购的“硬通货”。
但如果只把眼光停留在这些交易数字上，那可能就错过了这位扎根田间四十余年的老育种家，身上最核心的特质。作为贵州省农科院原副院长、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分子标记”，而是“思想”、“方向”和“下地”……
“现在的年轻育种家，往往把孟德尔遗传简单化了。”陈泽辉直言不讳。从当年在石头缝里种玉米，到如今站在国家实验室的平台上做“种源创新”的冷板凳，他用四十年的经历，给了当下的种业人一剂清醒药。
本期《种业新说》与陈泽辉深度对话，直面千万级自交系的真正护城河、科研体制内的利益博弈，以及中国玉米种业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Q：叶剑｜农业产业化观察员
甘泉｜农业商业化观察员
A：陈泽辉｜崖州湾国家实验室 高级科学家
（以下为精选对话实录）
Q：您说过，我国玉米育种没有高效的商业化育种体系，突破性大品种供给不足。现在回头看，最大的短板在哪？
A 陈泽辉：国际大公司做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有长期的积累并往两群（“两群”通常指美国商业化育种长期坚持的两个核心杂种优势群：瑞德群（Reid） 和兰卡斯特群（Lancaster）。更宽泛地说，它对应的是美国先锋等公司长期使用的 SS群（母本群，Stiff Stalk） 和NSS群（父本群，Non-Stiff Stalk） 模式。）走。比如美国，长期坚持在瑞德和兰卡斯特这两个核心杂种优势群里做文章，群内选系、群间组配，从商业化角度讲，这是成功的。我们国家没形成这种把育种和商业利用紧密结合的公司。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公司，但达不到要求，所以市场依然处于一种混乱的、无序的状态。
而且，美国的经验我们现在不一定用得上。为什么？气候变了。 东北现在也变了，像白斑病这种新病害来了，大斑病这种老病害今年在东北又很重。黄淮海这几年逆境越来越重，高温、阴雨寡照全来了。原来美国最好的种质蓝卡，特点是穗子长、出籽率高。但黄淮海生育期短，需要长灌浆时间才能满足长穗，条件跟不上，果穗长不了，肯定就秃尖。
李建生老师前阵子在贵阳开会讲，美国玉米平均生育期170天，我们东北才146天。差了二十多天，产量差异就出来了。在西藏林芝，生育期接近半年，玉米能产1800多公斤，因为玉米能充分灌浆。黄淮海生育期太短是物理天花板，不能满足长穗，所以这几年中小穗、短穗的品种比如MY73能成功。我们必须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Q：您既在贵州农科院，又在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还跟企业合作。这三个身份看“好品种”的标准，有什么不一样？
A 陈泽辉：肯定不一样。在农科院，要考虑团队评职称、晋升，也要考虑品种转让产生的经济效益，要给大家创造晋升条件。
但到了国家实验室，使命就变了。国家实验室要干两件事：一是种质创新，这是坐冷板凳的事，要坚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二是出突破性品种，这不是开玩笑的，国家给你最好的条件，不用担心经费，就要一心一意做顶尖的事，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一样。国家实验室如果不出突破性的大品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至于跟企业合作，我们主要是把组合交给他们去鉴定。我们今年差不多有2万个组合，大部分是给企业去选。我们觉得好不行，得他们认为好。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的组合，企业不要。为什么？因为企业受经销商影响大。经销商只盯着现在市场哪个品种最好卖。我最近碰到一个情况，企业觉得很好的一个组合，下面的经销商不喜欢，不想代理，把企业当头一棒。企业选品种是短视的，但国家实验室必须考虑5年以后、10年以后市场需要什么。
Q：这就解释了一个反常识的现象：前几年MY73和康农8009刚出来时，并不符合当时“大棒”的主流审美，为什么最后却成了？
A 陈泽辉： 当时的背景是“无奈之举”。这两家公司在黄淮海当时都没品种销售，看到这个还算可以，并且耐密性好，就硬着头皮上了。如果当时有棒子大一点的，他们可能就选大棒了。但恰恰是因为没得选，他们必须孤注一掷，从上到下一条心把它做大。
这里有一种现象：为什么现在国内大公司，都靠买品种，而不开发自己团队选的品种？这是运行机制的问题。特别是国有大公司，决策体系复杂，怕出错、怕担责。买外面已经炒热的品种安全；推自己团队选的，万一搞砸了要担责。有些公司手里有几十上百个品种，结果一个都没推好。为什么？决定不了到底推哪个。反而是那些手里只有一个品种、不做就得死的公司，把资源砸在一条线上，最后成了。
一旦一个品种成功以后，公司赚钱了，下一步选什么又难决策了。如果中间衔接做不好，对公司又是一个危机。
Q：这两年最受关注的，是你们的两个自交系卖了千万级高价。大家花这么多钱，买的到底是什么？
A 陈泽辉： 他们买的，是他们“看得懂”的价值。这两家公司有眼光，也敢下手。
特别是QZ2505，是我们团队吴迅选出来的。他原来在中国农科院做博后，做分子是一把好手，后来回到贵州加入我们团队。这个材料最大的优点是耐高温，穗位矮，株型好，抗病性好。以前我们成功的QD001等自交系都是做父本，这次QZ2505是做母本，正好配起来了。
如果让我给自交系定价，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有一点：太便宜了，大公司反而拿去不会当回事。 花高价买来的，才会重视，才会用尽全力去推。多少钱，本身就是一种重视程度的体现和捆绑。
而且，我们的材料是有技术护城河的。现在黄淮海抗锈病，纯搞分子的人以为转一个基因就解决了，但现在针对RppC、RppK这些抗病基因的新毒性小种已经出现，一个基因根本搞不定。我们是靠“温热融合”，把热带种质里含的多个抗病基因同时导入，才顶得住。这就是为什么单基因编辑搞不定的病害，我们的材料能搞定。
Q：您说团队要“甘做种子的媒人”，但媒人最难的是利益分配。科研体制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A 陈泽辉： 几十年下来，不守信用的企业有，但有一条是绝对的真理：只要这个品种让公司赚了大钱，他绝不会亏你。 赖账的，往往是没赚到钱。我们也不去打官司，核心还是品种要过硬。
至于团队内部，国家有成果转化法，按比例分给个人。我们团队内部合作很好，大家都不太计较。一个团队内最计较的时候是身上没钱的时候，要买房买车。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大家也就看淡了。现在大家甚至商量，今年这笔钱先留着，如果以后团队科研没钱了可以用。选人的时候就要看准，不然团队没法长远。
Q：您说现在的年轻育种家“把孟德尔遗传学太简单化了”。这具体指什么？
A 陈泽辉： 比如一个材料高产但不抗病，另一个抗病但不高产。初搞育种的人就把这俩一杂交，希望能选出高产又抗病的。他们把“高产”当成了一个基因在控制了！实际上，高产是成百上千个基因控制的。正确的做法是两个亲本必须都是高产的，再解决抗病问题。
这背后是一个更痛心的问题：很多高校现在不上“数量遗传学”这门课了。 因为难学，难教，也不好发文章，也难找到好老师。不学数量遗传，只学简单的孟德尔，怎么选得好产量性状，做得好未来的全基因组选择？
纯搞分子的人在实验室里看某个基因，视野是很窄的。育种家不下地，肯定当不了育种家。常下地的人，眼睛就像自带透视。 看到一个材料，你能看到它骨子里含有什么、缺陷在哪，脑子里立马就能匹配出：该找哪个材料来和它杂交，才能把这个缺陷补上。这种长时间的“田间浸泡”，实验室给不了你。当然，要做好育种，必须学习分子，分子技术发展很快，分子标记、转基因、基因编辑和基因组育种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引领了未来的育种方向。
Q：您对未来中国种业的版图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推演，能具体谈谈吗？
A 陈泽辉： 气候变化决定了中国种业的版图必须要重塑。气温越来越高，东北、西北能种玉米的土地会越来越多。中国玉米的粮仓，会越来越往北移，甚至可能延伸到远东地区。而南方的玉米面积，会越来越少。
我们团队的战略路线图非常清晰。以前我们最早是在西南，现在我们想先在黄海站稳了脚跟。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西南种质黄淮化，黄淮种质东北化。
黄淮海现在的密度上去了，下一步西南也要提高密度，把西南的产量提上去。而东北呢？黄淮的品种直接拿到东北是不行的，东北需要长穗大穗型的，要求产量更高的品种。所以我们要用黄淮抗性好的亲本，去加上东北长穗大穗型的材料，把穗子变长变粗。下一步，东北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方向。
至于企业格局，整合是必然的。在未来的体系竞争中，科研单位（大学、农科院、国家实验室）的作用会越来越强，而不是被削弱。 2000年种子法出台二十多年了，出好东西的依然还是科研单位。因为他们有人才，有项目，有晋升动力。真正的源头创新，还得靠科研体系。
Q：您做过科研、当过领导、搞过企业。如果让您给正在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育种家一个建议，您会说什么？
A 陈泽辉： 一句话：多学习，多下地，多思考，多交流。你不能光去地里走一圈就完了。看到差异要思考为什么。学习不够，很难从下地找到灵感。西方教育欢迎学生提问，中国传统文化里学生听老师的。我特别推崇学术交流，育种界甚至和其他学科，都要多交流。思想不交流，技术就是一潭死水。
以前教材里写育种是“科学+艺术”，我后来加了一个词：Business（商业）。 如果你不懂商业，不懂怎么把种子卖给农民，不懂怎么和企业谈合作，你的品种再好，也只是一篇论文。这三点都具备的人，才能真正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