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吉仁是遗传育种研究生毕业，第一份工作在中化化肥，然后去了MAP，后来去了南京数溪做数字化，再到利马格兰做农业服务体系搭建。现在在富尔农艺，负责整个富尔农业的产品测试，包括玉米、水稻、大豆和农化。
“我不能用肉眼去判定一个东西行与不行，”他说“用数据说话。”
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背后需要一套完整的测试体系——从遗传学到栽培学，从气象学到土壤学，从统计学方法到田间操作规范。这套体系，他在利马格兰见过完整的版本，现在在富尔农艺，他要从零搭建一套适合本土企业的版本。
《种业新说》本期与宋吉仁对话，探讨产品测试的底层逻辑、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体系差异，以及一个测试人眼中的种业的真实面貌。
Q：叶剑｜农业产业化观察员
甘泉｜农业商业化观察员
A：宋吉仁｜富尔农艺副总经理兼产品测试总监
（以下为精选对话实录）
Q：您现在主要做品种测试。育种家说一个材料好，说的是它在试验田里的表现。但从品种到产品，中间要跨过很多坎。您在测试的时候，最先看的是什么？
A 宋吉仁： 先说第一个观点，所谓的好材料与坏材料，其实是市场需求决定的。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我们要求的是多样性，更好的配合力，更大的遗传距离。所以不存在好与不好的材料——市场卖什么材料，是市场的导向。这就是测试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把育种家的产品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甚至要在一个合适的年份去推广。
第二，测试这个工作跨了多学科。一个是遗传学，你要懂数量遗传学的基础理论，才能把第一轮选出来。第二个是作物的表型研究、气象学、生态学这一系列的东西——测试挂在中间，完全挂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上。
所以我对测试团队的要求是：基础理论一定要强，不能拍脑门干。这是个自然科学，要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维度，你要对应用这一块有很好的见解——产品拿到一个区域上去使用，涉及到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甚至老百姓的农机具配套。有很多好产品，我倒不认为是东西不好，是我们目前的栽培管理水平或者认知，不能把产品的真正潜力发挥出来。
Q：您刚才说“好材料坏材料是市场需求决定的”，这个判断背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逻辑框架？
A 宋吉仁： 大概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产量性状和抗性性状之间的矛盾。产量更高，原则上抗性就会变差。但这个抗性的变差，有一些是能解决的。比如大斑病，我就不会太在乎，因为目前药剂效果不错。但产量和抗性的是最基础的逻辑，这个东西不能变。
第二个，产量潜力与生产力水平的配套。我们有一个品种，我把它定义在浅埋滴灌上。它的产品潜力非常大，但如果在这个区域里的生产力水平跟不上，那你可能面临退市。如果你的产品潜力跟区域配套能对上，这个品种可能还会有面积。我们大概一年四五十万袋，虽然不像有些大品种卖那么多，但在一个细分赛道上，就那几个县，我们能卖这些量，至少区域内算是比较成功的。
第三最终的目标，老百姓要的是进兜里的钱。一是我有产量，第二我还能多卖钱。不能光看产量，这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收益行不行。
还有一个，我认为容重不能完全定义为一个品质性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量性状。同样一个棒子，同样的行粒数、同样的行数，你这一棒子下来，680克每升容重和780克每升容重的区别，就是产量区别。从运输角度，我同样一车粮，拉35吨和拉38吨效率不一样。用粮企业更是一样，容重高，淀粉提取、氨基酸提取，整个精细化链条的收益就高。所以我在测试体系里，把容重的权重越放越大。
Q：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品种在试验田里数据都很好，产量、抗性、脱水都不错，但您就是觉得它不行，不能成为一个产品去推广？
A 宋吉仁： 这个问题比较有内涵。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判定不了。因为我没法用肉眼去判定一个东西行与不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还是用数据说话。
我分享一下富尔现在这套测试体系。我们取名叫“生产定位系统”，跟研发的组配测试、高级鉴定、初级鉴定区别开。
第一年，进入高级试验的组合，放到生产定位一年里，先大概率初选哪些能行，有重要缺陷的拿掉。每年负责人报几十个品种，放到生产定位一年，做初级判定。
第二年，放到各地测试点里。我们搭建了一个测试网络，根据积温、土壤类型、降雨量、当地土地规模集中化程度，把整个东北地区分成64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里建站，两年都要放在站里。最后用数据说话——同一站内品种之间比较，单一品种在站与站之间比较。这样用数据把品种筛出来。
第三年，根据当地情况做农艺配套。比如望奎这个地方风大，老百姓说“产量低点高点无所谓，但千万不能倒”。到了东部一些地区，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产量要求的高。所以第三年做定位区分。第一年筛选，第二年我不做任何植保措施，除了正常除草剂，任何病害虫害我都不防，就要看真实表现。第三年根据前两年数据做农艺配套——大斑病打丙环，根系不好的包衣里加生物刺激素或调节剂，抗倒性差的配乙烯利等化控产品。
第三年数据全部拿出来，谁行谁不行，基本就推出来了。富尔这两年，中科东玉230、H3006、HF8816、DY009，G2040和长城338ZL都是这套体系筛出来的。
Q：您既在跨国公司干过，现在又在本土企业干。两种类型公司的测试体系，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A 宋吉仁： 最大差异，实事求是讲，国内企业利润比较薄，没有真正完成财富积累。很多品种一晃而过，富尔40年算比较长且在行业内是有基础的。
先说体制。利马格兰是自己搞研发的，完全是自主研发，典型的研发型企业。国内体制里，最主要的品种来源渠道是在科研院所，民营企业投不起，周期太长，投入量太大，人才匮乏，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但国内的体制又让科研单位有很多育种家，国家政策好，可以评职称、获得荣誉，育种成本可以接近于零。
这样就导致了国内和国外的测试体系完全不一样。国内的种业测试连贯不起来。我在跨国企业的时候，可以从种子开始做的那一天，10年的数据全扒出来，每年的气象条件全有。这是跨国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所有数据链条完整，可分析性强，指导意义大。但国内不行，我们买了一个品种，那些东西不会给我们的。到手里之后，我们完全以生产定位为主，原来遗传性状的数据，说实话关注度并不高，因为我们也关注不了，因为没有数据。
所以我们在做两件核心的事：一个是表型数据的调查和分析，第二个是选择好的统计分析软件和工具。方法得当，目标简单。
我再延伸一下，国内这些测试点，我跟很多种业老板也说过，测试点其实并不涉及到你的核心商业利益。测试的核心必须有基础测试点，不同生态区测试点必须要有。民营企业去建站，成本非常大，人才不够，投入也大，见效也慢。可能需要做联合体，大家一起去建站，数据自己采自己的，品种权在你手里，别人不会偷你的东西，杂交种也没有偷的必要。大家联合建站，成本摊薄，形成一个统一的大数据链条库，大家一起用。这个思路对民营企业来讲，是目前成本最低、最有可能成功的方式之一。
所以国内种业不能盲目学习国外，原因很简单——国家体制不同。国内体制很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外是纯商业化的思路。
Q：先锋一直在讲，它的品种成功很多来自于测试。从R1开始一直到R5，一个品种至少要做480个点次的测试，周期长、标准细。但本土企业不一样，两年测试就开始想上市。在“准”和“快”之间，本土企业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A 宋吉仁： 所谓的快，背后逻辑是你产品储备的数量和质量够不够用，你对自己的产品够不够自信。先锋包括外国企业，品种储备非常丰富，他们并不缺品种卖，不缺品种上市。但我们民营企业不行，这是第一个维度。
人家确实投得起，资金实力雄厚，能等得起。我们民营企业怎么解决问题？
第一，踏踏实实。很多企业我认为太浮躁，有很多品种我认为不该上的东西，现在也都在上。这个东西不应该去上市，应该再看看，把它定位得更准，产品的生命周期可能就更好。但确实有市场压力等各方面因素，它也在上。所以民企最好还是要踏踏实实，平衡好“有品种卖”和“储备品种”之间的关系。
第二，大家要联合。除了隆平、先正达这些国际巨头，大家还是要联合，跟农科院、中科院，包括其他企业在搞联合测试体系或联合申报。不管怎么样，大家要合作共赢。但这里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商业机制，写在合同上，明文规定好，让大家把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第三，最核心的，要尊重人才。目前很多工作，我认为是外行人在做内行事。很多企业内行人少了一点，人才是最关键的。你到底有没有这种人才？水平高的人两个小时出结果，不懂的人可能待20天也拿不出可行性的建议。人才的专业性非常重要。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从来不想着种业发展几十年就想追过跨国种业。先锋从1920年就开始做玉米杂交育种了，将近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比不了。我们现在能做的，第一正视自己，第二借着国家政策好、时代红利，踏踏实实通过几十年甚至十几年，慢慢把这个差距缩短。但这个需要时间，很难很快解决。富尔建一个站的投入，整个建站和测试的投入，可能都不敢让先锋全球投入的小数点后面的钱够上。大家不在一个体量上，没法比较。
Q：富尔这几年在转基因产品储备上动作比较快，已经有5个转基因玉米品种、5个大豆品种进入审定通道。转基因品种的测试和常规品种的测试，在产品化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A 宋吉仁： 转基因产品测试跟常规产品测试逻辑不一样。原则上，转基因产品的常规测试已经完成了，因为它一定是在成熟的载体上去转的。所以理论上，常规测试是第一步，必须要做。第二个，转基因性状导入之后，对原有的性状会不会有影响，这是我们在转基因测试上重点看的。说白了就是转基因品种表型的稳定性。这个表型的稳定还不能一个点测，要多生态多点测。至少两年的时间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变化。
底层逻辑就这两个：多年次、多点次，然后判定转基因性状是否会对原有表型有影响。
耐草甘膦、抗鳞翅目害虫、如草地贪夜蛾、粘虫等，目前看问题不大，基本都稳定。难点是，很多转基因品种导完之后，抗性一下就下来了，变得非常明显。再一个就是导得不成功，有些品种导成功之后熟期变了，跟我们原来判定的不一致，明显看到就不是一个东西的感觉。
Q：将来转基因大面积推开之后，产品测试的工作量和方法会不会发生质变？团队有没有做好准备？
A 宋吉仁： 我认为质变不会有影响，因为逻辑是一样的。我们做测试，第一个维度是多年次多点次，要建站。第二个是表型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变化在于，表型数据采集的指标可能会变，但核心内容不会变。
转基因的测试，跟常规的测试在内容上会有调整，但在本质上不会有任何区别。
Q：您之前做过一个半月刊，讲蜡熟期管理、如何判定玉米成熟这些非常具体的事。这些经验对您现在做产品测试有什么帮助？是不是让您更清楚“农户在什么节点上会出问题”？
A 宋吉仁： 我从事的行业比较多，种业、化肥、农药都干过，而且都做到一个不错的职位，所以看东西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所谓的品种定位，不是一个定量的数，它是个定性的东西。定位就是你把一个品种的遗传特性搞清楚之后，把它放到合理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把产量潜力发挥到最大。遗传表现、产量潜力，这是遗传学的问题。后面是栽培的问题，农艺的问题。
对一个品种的定位，就是结合农艺措施，准确地下好定义——密植稀植、喜水喜肥、抗性定义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对栽培没有理解，对农机没有理解，很难推产品。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点，很难把它跟产品的表型去做关联。如果只盯着遗传性状去看，也做不了产品定位。同样道理，如果你只做栽培，盲目认为栽培能解决所有问题，忽略了遗传基础，这个事也做不成。
我举个例子，关老师这两年东西很快，质量很高，因为他首先是遗传学家，同时他搞免耕种植和土地保护的项目，他很懂栽培。他把两点联系起来，就把问题解决掉了。所以理论基础要非常丰富，数量遗传学、“源、库、流”的协调、玉米的生理学，甚至生态学、气象学、土壤学等，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必须实践，不管你在公司做到什么级别，都要穿着靴子下地。理论只是一个指导性的东西，到田地里之后是千变万化的。归根到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要懂真理，还要搞实践。
Q：很多品种在测试阶段表现很好，一旦到了农户地里就“翻车”了。您觉得这是测试环节忽略了什么，还是别的原因？
A 宋吉仁： 造成结果的原因很多，我说我自己的感受，仅限个人观点。
第一个，很多育种家脱离生产。品种潜力确实很好，但中国这个生态区种不了。比如在晚熟区推小棒品种，从专业角度来说，吉林很多地区上不了密度，你就推不动。育种家跟实际生产场景有脱节。目前育种家占据了绝对话语权，品种出来了，表型分析上确实不错，但脱离实际生产。有时所谓的密植，我们的播种机都满足不了密植的要求。
比如我们推富尔8816的时候，密度6000株/亩，我跟很多经销商我就明确一件事：“如果没有气吸式播种机的农户，你就不能卖给他。”因为两轮的播种机只能种4500密度，你播6000密度会导致出苗不齐，苗距不一致，后期整个群体表现一下就掉下去了。育种家要跟生产相结合，不能不懂生产、不懂实践。
第二个问题，表面上讲着尊重科学，但其实并不尊重科学依据。一个品种的好与坏，最终就是看真实数据。你认为这个品种很好，要推，OK，至少把三年的数据整理出来，挨个点次、挨个生态区逐个分析。同时要有对照，跟主流对照品种是什么样。打到16吨确实很好，但市面上推广的主流品种平均产量已经到16.5吨了，品种在自己体系里很好，但在大环境里它没有实质竞争力和价值。所以数据的关键性在于，既要有你自己的真实数据，还要有对比数据，不能自己跟自己玩。
第三类，还有一些人不太专业。看品种的时候，数据很好看，但针对核心的抗性问题，他没有注意到。品种审定的时候，第一数据说话，有一些硬性指标，如果明显不行就一票否决掉了。硬性指标基本都能满足的，看平衡数据。最后平衡数据筛的也不一定是第一名，可能拿出几个比较好的，认为不错的往市场一放。到了生产定位第三年，我们基本就知道谁行谁不行了。即使这样，依然会出现有些品种又倒掉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每年筛20多个品种，真正最后能推广也就一两个就很不错了。即使能上到三年的品种，很多在实践检验过程中又退掉了，打不过人家，竞争不过人家就退掉了。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但品种能不能推起来，确实有运气成分，但很少。就如买彩票，中500万，我认为是一个概率问题。
Q：富尔是黑龙江省联合体试验的牵头单位之一，每年有很多测试。测试点的选择和管理，是不是决定测试结果可信度的关键因素？
A 宋吉仁： 是最最重要的。测试点的选择有几个逻辑。
第一，要有生态的差异性。测试点一定能代表这个生态区的主流气候条件。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克山和北安建点？因为在早熟区非常有特点。为什么在同江和抚远建点？东部区那个市场非常有特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选择测试点要以科学的方式——土壤类型、气候条件、机械化水平、土地规模集中化程度等。每年也都在不断调测试点的标准。
第二就是种植过程中的标准。选完点之后，对于种植标准，原则上要全程跟踪。最忌讳的是只看秋后的产量数据，我们很多同行都是这么搞。我个人认为，品种早期活力、花期调查、灌浆期的抗性调查很关键，包括后期的产量性状、站杆性等等一系列也都很关键。整个数据链条需要非常完善，从头跟到尾，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知道它好在哪，也知道它差在哪，差的地方能不能去调整，或者能不能从植保或营养方面去规避掉。
最后就是管理的问题。选的这个测试点，人要尽责，不能编数据。需要亲力亲为，不能为了省事去编数据。为什么我要求团队很多测试点必须自己干，甚至我也跟着下去跑，去验证数据的真伪。
Q：您不可能每个点都跟着，怎么确保数据的准确？
A 宋吉仁： 确实不能全部保证。但原则上，自己团队有些标准点必须我们自己跟，然后有一些点就是靠口碑了。我们认识几个搞测试的老师确实很敬业，那就纯粹信任了。真正在数据库里的，主要是我自己团队的，还有一些确实比较有经验的老师，行业口碑比较好，也纳入到数据库里。还有一部分，我虽然也采数据，但不用，只是做一个佐证和参考。
Q：有没有想过用一些工具、一些手段，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
A 宋吉仁： 工具也在用，目前有几个企业的我们也都在研究着用。我不否定工具使用的价值，但这可能需要时间。
一个是个人能力，我们个人这块能力可能跟工具不匹配，培训不到位。第二是投入成本要严格控制，资金对民营企业有很大的挑战。第三，我们非常认可大数据，AI人工智能我也认可——但目前没有看到可现实的案例，或者一个明确的抓手，这么干就能成的案例。所以有些投入，现在企业承担不了，一拿几百万出去，如果没有结果，我们也很承受。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还是用常规的方式和方法。但常规方法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弯道超车。我们始终是模仿者，不是创新者。不管怎么干，在数据采集的数量上、准确度上、数据分析上，我们很难跟头部企业竞争。
但我们一直关注新工具、新技术。单倍体育种、基因编辑、AI育种，这可能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也可能是唯一能缩短差距的机会。这方面我们很慎重，一点点投，不会大面积投进来。
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测试体量比较小。目前靠我们这些人，虽然很辛苦，但还能干。如果测试体量再扩大五倍，那就管理不了，效率也上不去。那时候可能就会像外国企业一样，建造自己的系统、自己的软件和一套工具，但目前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Q：行业还有一种说法——测试点选得好，品种就能过；选得不好，好品种也过不了。您认同吗？
A 宋吉仁： 我不这么认为。好数据，不好的数据，仅是数据。
从我的角度，比如这次在绥化一个点，脱肥很严重，这个点就报废了。但我在我们生产定位上不是这样的——理论上讲我想找一个不施肥或脱肥的地方很难找到。这个点的出现反而让我们把很多品种的肥料养分和光合利用率测出来了。有的品种从顶儿黄到根，有的品种明显看到跟其他点不一样。我们把这个耐高水肥利用率的、相对来讲耐贫瘠的品种这不就筛出来了吗？
我们有很多品种存在偶然性。DY009当年就是一个实例，测试点其他品种都旱死了，就它没死，就它没事，而且行数变化不大，当时就把它定位出来了。然后我们又从其他各地测试点拿数据，在盐碱地、山坡地做实验，最终跟当年定位的构想一致，基本吻合，这个品种不就推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在山区卖，小面积四五十万袋，就在山上盐碱地，上不了密度的地方，保证只能种到4200~4300株/亩，抗性表现非常好。
所以测试点的数据还是要看你怎么去辩证地去应用。主流来讲，测试点一定要选好，这是绝对的。测试点选择的逻辑要非常清晰。测试点选得好，才能把品种测出来；测试点选得不好，可能就测不出来了。
Q：在产品测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数据说这个品种不错，但您凭直觉觉得不对劲？最后是数据对了，还是直觉对了？
A 宋吉仁： 数据和人的直觉，要分情况看。不好的东西可能凭直觉多一些，但好的东西一定是看数据。如果数据非常标准，大概率不会推出任何问题，能不能变大品不一定，但会很安全。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看一个东西确实不错，或者看东西不行，但数据跟我的想法有偏差，存在有问题的点数据，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多地建站、多点建站、多年度统计？因为数据一定有偏差点，把偏差点找出来就完事了。偏差点出来之后再做系统分析，基本上能重新校正过来。
目前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我认为不错的东西，数据表现不理想。我一看这个跟我的直观感受怎么不一样，回头调数据。我们都搞专业的，数据是编的还是自己整的，心里有数，基本上就能看出来。有些属于特殊年份、特殊情况，把它拿出来。比如有的时候出药害了，记录员可能记录了，但在数据分析的时候，这种定性的东西不是定量的东西，在数据分析上体现不出来。回头再查的时候一看备注，有药害，有前茬药害——原来这个数据为什么不理想，原来是在这个点。把这个点的数据拿去之后，就不是标准样本了，再重新做分析，可能就跟你的理想一致了。
最终，如果所有都排除掉了，个人观点跟数据有违背的时候，我采取的原则是以数据为准。但我会留心，在后续推广过程中，很留心观察这个事儿。
Q：在育种家和市场之间做判断，最难的是什么？是数据不够，是数据太多互相矛盾，还是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A 宋吉仁： 最难的是没有好东西。我在测试上跟他们举个例子，叫耗子一窝全喂猫，老虎也挡道。你要问我育种家和市场之间最痛苦的是什么？没好东西。这东西一看我就知道不行，就很痛苦。
这个问题的第一性是什么？核心材料。种业做测试，如果想干得舒服、想出东西，我认为有三句话：第一，企业要有核心育种家或团队。第二，种业要有核心自交系，你自己的也行，从外面合作上也行。第三，每年都能出现优势组合。这样我的测试才舒服，才能真正把东西测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基础，我们做不了测试的工作。测试工作的核心是什么？两个：第一，把问题规避掉。有一些有问题的品种，我给你规避掉，不让你动就完事了。第二，把真正的好东西选出来。这里有一个前提——你得有好东西，池子里得有鱼，我才能捞得着。池子里没鱼，我也捞不到。
所以能不能测出来，第一性不是你测得好不好，是池子里要有鱼。然后你怎么去抓这个鱼，高效地抓这个鱼，才是后面的问题。一定是首先池子里有没有鱼，而不是你会不会抓鱼。
Q：从行业角度看，国内每年审定上万个品种，但真正能成为大单品的极少。从测试和鉴定的角度看，问题是出在测试、审定还是推广？
A 宋吉仁： 有些企业为了审而审，这个大家能理解。第二个，确实要有一套系统。目前很多企业还是凭感觉看产品，没有这套系统。当你这套系统建立了之后，我认为这个事会好很多。
第三个，我们目前所谓的品种比较多，是同质化的，创新的比较少。有些行业内幕没法在公开场合讲，大家也不知道咋回事。同质化太重了。国外又不跟你交流，国内的创新还需要时间。中科东玉230为什么能做起来？不是差异化吗？材料的差异化比较好，黄粮多行，确实它是差异化，所以你做起来了。
也没法评价对与不对，因为大家都有需求。国内的育种家还需要评职称，国内的审定制度有要求。制度问题，然后企业确实人才短缺，评价不了，没有系统，大家就没办法了。你总得有东西卖，没办法就审了再说，先审下来。
Q：很多品种在审定的时候表现很好，审定之后就消失了。您觉得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A 宋吉仁： 没有多点测试。你在绿色通道里测试点，那个测试就审定测试点里看到的东西，不能代表一切。你没有年份间生产上的推广和应用，因为测试那块的栽培和实际生产的栽培是不一样的。
生产上栽培，农机具施肥习惯，有的老百姓打80斤肥，有的地方就120斤肥，你改变不了。有的地方全是大机械，全是四行的，全是阿马松，有的地方全小播种机，有的地方免耕，有的地方起垄。你没有完全按照多点、多年度去测试，没有解决品种潜力跟社会生产力的匹配，也没有解决产量和抗性的矛盾。
你在小区管理，产量性状和抗性性状的矛盾不突出。但到大田可不是了，你一下就爆发出来这个东西。归根到底，你没有完全按照测试系统走。原则上，你在生产实验（审定流程）那年，理论上讲，我的生产定位系统至少达到两年或三年了。至少第二年已经完事了，第三年可能小范围已经开始大田测试了。当你下证那一天，我的生产定位基本就结束了。如果经历我们的测试流程，大概率不会见光死。
Q：您觉得未来三年，东北市场最需要什么样的品种？
A 宋吉仁： 东北我分成了64个生态区。从东开始说，三江平原区、完达山、长白山、小兴安岭、松嫩平原区、松嫩草甸农业区、科尔沁草原区、呼伦贝尔草原农牧区、大兴安岭山区，再往下面吉林白城、松嫩平原冲击、盐碱区，太复杂。没法说哪个品种都有机会，密植稀植都有机会。
但从大方向讲，第一，密植是趋势，这肯定是趋势。但这里要加一个叫“合理密植”，因为东北这块的光照辐射限制了你的密度，不能像新疆那么大，你给再多的水、肥也不好用，个人认为6000就是极限了，这是光照和辐射决定的。
第二，脱水不能太慢。是不是应该非常快？我认为这倒没必要，只要能满足脱水需求就好。第三，产量性状必须突出。抗倒、抗病害能力要再上一个台阶，尤其是抗倒性一定要好。针对主流不同区的主流病害，还有细分，比如有些地方是丝黑穗高发区，有些地方是穗腐病的高发区，你怎么去规避它？
最后一个，未来我认为容重这项指标，在我的测试体系里，我会把它的权重往上放，越放越大。然后细分到各个市场里的细分市场，再去讨论。但最大的面积一定是在平原区，谁得平原区者得天下，这是一定的。在黑龙江，谁把东部区卖好了，谁就赢了，就是佳木斯周边这个三江平原区。农场这些地方，谁把品种在这块卖好了，你就成功了，你在西面就好推。
得平原区者得天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中国的生态区太复杂了，但你要说挑最重要的——密植、机收、脱水快、容重高，最核心的就这四个。
Q：您觉得目前东北市场上比较好的品种有哪些？
A 宋吉仁： 这个不太好讲。东北分几个生态区。早熟区、超早和极早区域，可能还是益农为主，早熟、极早熟和中熟区，利马格兰、中种、KWS等。国内品种也在往上上。中熟区目前中种一家独大，中晚一点的区域，以天育、丰禾等为主，包括我们富尔农业，现在也有几百万袋体量在这摆着，可能也是一股力量。再晚熟一点，可能就是1483了。早熟区的先玉1219先锋卖得也不错。早熟的品种大概东北就是这样一个格局。
再往下晚熟区，铁系这一系列占了一个很主流的产品比例。剩下就是大家分，我没做过统计，但这几家加起来整个体量也不会超过50%。更多的面积还是大家分掉了，小种业都有一席之地。东北这点好，谁都能有饭吃。
Q：如果给育种家一个建议，从产品测试的反馈当中，育种家应该关注什么信号？
A 宋吉仁： 从我的角度，要跟生产相结合，对生产要有很清晰的认知。性状聚合要跟生产一致。比如特别耐密的东西，东北推不了。第二产量性状不能太差。
为什么黄粮多行现在卖得好，现在也比较热？老百姓一看就喜欢，卖东西叫货卖一张皮。24行、26行，你不高兴吗？这几天是收获期，我在下面跑，发现确实能打出产量来，毕竟行数多，有些产品容重也不错，能达到760。这就很可以了。
我不是学遗传学的，所以很难给出老师们特别专业的建议。仅从个人测试工作视角来说：第一，要跟生产相结合。第二，产量性状必须好。如果抛开产量性状去提抗性，没有意义。产量性状和抗性之间的辩证矛盾，到底怎么去平衡，核心是自交系，材料的配合力要很好，而且这个自交系的配合力方向要跟市场上的需求要一致。加强基础系统的建设，标准流程要很清晰。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数据。虽然只有12个字，但很多种业做不了，很多企业做不到。然后回头去讲没有好结果，主要是因为没有好的过程，没有一套健全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说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简单清晰就可以，但不能盲目拍脑门干。
Q：您对未来中国种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A 宋吉仁： 第一，我相信未来中国种业会越来越规范。第二，未来种业的公司数量，虽然不会像美国那么明显地出现头部集中，但我认为还是会慢慢减少。尤其是体量超过几个亿以上的公司，我认为会慢慢变多，就玉米来说，销售额超过7亿以上的，会慢慢变多。
第三，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才，这里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肥药、农服圈的人才会不断向种业靠拢。人才形成高地之后，整体的竞争力就上去了。
Q：您从外企来到民企，哪些经历是特别宝贵的。您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
A 宋吉仁： 做种业想去挣钱这很正常，但如果你只想着挣钱，那是件可怕的事情。
他们那天交流问我“种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种业测试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是良心。我们能做到不好的不说，但不能把不好的说成好，这给企业和农民会造成重大的威胁。
从我的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这项工作和事业，我能把我的爱好变成一个养家糊口的方式，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再就是通过我们的细致工作能筛选出一个好品种，能给社会创造价值——帮老百姓增产了，他多挣钱了，理论上讲就给社会创造价值了。
最重要的，我还是那句话，做种业测试，你要有良心。你可以不说，但坚决不能把不好说成好。这太可怕了。
从MAP到利马格兰，从利马格兰到富尔农艺，宋吉仁一直在做一件事：把产品测试从一个“凭感觉”的环节，变成一个“用数据说话”的体系。
种业新说
他说池子里有鱼才能捞到鱼。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是对育种家和测试者关系的精准描述——测试不是“挑毛病”，是“把好东西找出来”。
他说种业测试人最重要的是良心。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在一个品种井喷、同质化严重的行业当下，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技术指标都重。
种业需要的不只是好品种，还需要能把好品种从育种家的试验田里找出来、放到合适区域去的人。宋吉仁就是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