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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大量审定,半数品种在“沉睡”, 种业科研成果转化“肠梗阻”如何打通?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3-01-02  来源:川观新闻  浏览次数:1058
 

      2022年四川省审定的11个小麦新品种。这意味又有11个小麦品种拿到了进入市场的“入场券”。

      不过,拿到“入场券”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推广种植。四川省种子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审定(下称:川审)的小麦品种已达267个,但市场推广率仅5成左右。从2019年种植情况来看,超8成品种推广面积不足10万亩。

      “品种很多,但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小麦栽培专家汤永禄坦言,他们去基层调研时,不少农民抱怨,“能叫出名字的好品种只有10来个,农民真正要用的,其实一二十个品种就够了。”

      不只是小麦。近年来,农作物新品种审定数量成倍增长,但大量品种缺少实质性突破,面临市场推广难题。“问题的核心是科研和市场存在 ‘两张皮’现象。”不少科技人员和种业企业反映。

      种业科研成果转化存在哪些“肠梗阻”?如何激发种业科研创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访四川省内农业高校、农科院和种业企业,了解当下种业科研人员的困境。

      审定品种同质化现象突出,种子面临推广难题

      最近几天,南充市南部县草市街的几家种子经销商店铺门庭若市,前来购种的农户络绎不绝。

      春耕在即,各地进入备种期。不过在选种环节,很多农户犯了难,“现在品种太多了,不好选。”南部县容海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海涛今年打算种植700余亩水稻,仍然选择购买过去的老品种,“主要还是听农业专家推荐,新品种只敢试种10来亩,如果表现好,来年再扩种。”

      品种越来越多是行业的普遍感受。根据省种子站的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川审水稻新品种数量分别为9个、11个,21个、27个和63个,截至目前,能在四川推广的水稻有效品种已达953个(包括四川审定、引种备案、国家审定品种)。

      但新品种推广却不尽如人意。仅以川审水稻为例,截至2019年底,川审品种达485个,其中有效品种283个,2019年种植品种201个,占总审定品种的41.44%。这意味着超半数品种未得到推广。

      新品种中有突破性的好品种更是少数。种业企业普遍反映,“一个新品种要受到市场认可,往往需要3—5年时间。”也就是说,2015—2017年的审定品种要到2019年才能初步判定市场表现。照此计算,2015—2017年川审品种共42个,37个品种在2019年得到推广,但实际种植面积仅占3.2%,8个品种推广面积不足0.5万亩,即使是其中推广最好的品种,其种植面积仅为14.07万亩,占全省水稻总面积的0.5%左右。

      “新品种未能得到大面积推广,说明突破性不强。”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研究员、水稻专家郑家奎说。

      品种过剩也让种业企业面临推广难题。在所有作物中,玉米品种最多,目前能在四川推广的玉米有效品种已达1186个,“但没有哪个品种能占绝对主导。”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蒋正伟称,随着品种递增,单个品种的销量就会下降,企业之间也容易陷入价格战。

      品种创新不足导致市场推广困难,从而又影响了品种转让。“现在审定的品种太多了,每年种子转让率在50%左右,这个比例不太高,过去可以达到100%。”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坦言。

      育种、转让、推广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使转让出去,也面临转化效益较差的问题。四川农业大学教授、该校水稻研究所原所长李平介绍,“川内种子公司实力不强,由于市场转化不充分,企业效益不好,一些品种转让给企业后收款困难。”

      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虽然近年来我省育种攻关工作成效显著,但四川种业仍面临整体大而不强、种子企业创新能力较弱、育成的突破性新品种较少等问题。”

      多方因素导致市场缺乏突破性品种、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为何近年来新品种审定数量成倍增长?

      “这与当前审定渠道放宽、审定门槛较低有关。”四川省种子站相关负责人指出,2016年新种子法实施后,国家拓宽了品种审定试验渠道,开辟了绿色通道试验、联合体试验、特殊用途品种自主试验等试验渠道。“而过去只有行政部门组织的品种审定公益试验。”

      “品种审定容易了,转化率就不高了。”汤永禄坦言,该院作物所每年能够转让的种子不到两成。

      其二,考核“指挥棒”存在问题。受访专家普遍反映,根源在于当前育种和市场脱节,存在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现象。

      “新品种研发主要以争取科研课题为导向,科研课题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就是审定新品种。”汤永禄说,“这些品种跟生产需求不一定很匹配,可能100个品种,80个品种都差不多。”

      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一些育种单位倾向于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优势品种进行 ‘修饰’育种,从而重复产生大量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新品种。”四川农业大学科技管理处处长曾维忠说。

      不少育种专家认为,当前的考核导向功利化,不符合科研规律。郑家奎与水稻打交道30余年,曾经过17年的攻关,创制出“粳质籼核”杂交稻,获得2001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说,“要完成一个突破性品种,需要10到12年时间,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现在把品种审定纳入科研考核,5年就要考核一次。”

      第三,对基础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支持。郑家奎举例,国内对一个科研项目的支持一般只有5年,而在日本,科研经费预算可以达到10—20年。

      此外,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还存在“撒胡椒面”的情况。“很多项目经费,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汤永禄说,本来项目经费就捉襟见肘,但一些不具有科研实力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也被纳入了科研支持范围。

      即使经费到手,也存在钱不好用的情况。“野外育种很辛苦,风吹日晒,但辛苦工作之后,科研人员基本的餐食可能都保障不了。”曾维忠说,如今科研经费的使用限制太多,无法做到“以人为本”,他感叹道,“现在能够去一线,到田间地头搞育种的科技人员远不如上一代了,很多老师的主要精力还是待在实验室,发论文。”

      激励政策为何失灵,还存在哪些“肠梗阻”?

      为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早在2014年,四川省就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允许科技人员兼职取酬、鼓励科技人员离岗转化科技成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等。

      2016年,四川省又出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十六条政策”,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离岗创新创业、明确成果转让收益用于奖励的比例不低于70%、允许单位与职务发明人约定职务科技成果权属等。

      在此背景下,四川省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开展改革试点。2014年,四川省农科院也启动相关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

      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任光俊透露,目前,全院科技人员兼职取酬比例很低,“只有个例。”

      激励政策为何失灵?

      “不是不想、不愿,而是不敢兼职、不敢转让。”不少农业科技人员反映,当前的一些管理规定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一方面,当前职务科技成果权属不明晰,很多科技人员不敢放手去干。按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事业单位的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资产。“虽然国家已经向科研单位放权,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单位管理,但单位仍然把它当作国有资产管理。”任光俊说,即便现在提出成果收益的50%可以划拨给科研团队和个人,“但国有资产没人敢去动。”

      另一方面,申请程序较为繁琐。按照相关规定,科技人员去企业兼职需要与所在单位签订协议,担任所、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还要由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这主要涉及本单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任光俊说,科技人员也会担心,“到企业钱没有挣到,反而挨了纪律处分。”

      此外,科技人员兼职所得的报酬还需交回本单位,以奖励的形式发放。“这一来一回,程序太麻烦。”汤永禄坦言,现在纪检、人事部门的规定比较严,很多科技人员害怕违规违纪,不敢放开手脚,也有人选择不签协议、不打报告。

      创新创业路上的诸多“拦路虎”,导致科研育种与企业和市场的脱节,也让大部分种业科技成果“锁在实验室里”,缺乏创新性和可推广价值。

      如何调动科技人员从事研发、转化、创业的积极性?

      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方面已取得一定突破,但受限于单位性质,科研机构要在科技成果权属上突破难度更大。

      “如何把科技成果去国资化,在知识产权的归属上突破,扫除职务科技成果 ‘不敢转’的障碍,才能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任光俊说。

      第二,还要为科研人员松绑,弱化科技人员的“行政帽子”。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改革涉及国有资产监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和职务发明收益等内容,但各部门的规定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比如科技厅制定的政策,纪检部门、人事部门不参与,但如果没有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科技人员,特别是有管理职务的科技人员不敢放手去干。”任光俊建议,改革政策的制定上,各部门间要加强协同。

      其三,还需提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比例,让出好品种好成果的科技人员依法富起来。曾维忠介绍,近年来,四川农业大学将科技成果转让费及后续收益比例调整为学校5%、院(所室)20%、课题组75%,大大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活力。“十三五”期间,学校与200余家企业新(续)签合作协议,推广科技成果700余项次,累计创社会经济效益350多亿元,多名教师在50多家农业科技型企业享有技术股份,转让技术或品种权100余项。

      而在育种方面,需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育种目标,构建“研发-转化-推广”分工协同的研发体系。为了找准市场需求,2018年,李平教授联合学校老师创办了种业企业,“市场前景不好的品种就不去开发,才能规避风险。”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科技副院长何志平也建议,“当前育种、扩繁、生产等环节间存在脱节问题,省内有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数量偏少,需要建立以市场和商业化成果为导向的育种模式。”

      针对当前科研经费的使用问题,曾维忠建议,扩大科研经费的使用自主权。“要给科研人员下田、下猪圈做研究创造条件。科研 ‘放管服 ’方面,要以人为本,才能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让他们愿意走到田间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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