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回归科学
1972年，为了推动生物技术研究，德国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实验室。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的生物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当时，德国的反生物技术团体声称，生物技术会使纳粹宣扬的种族选择理论死灰复燃，这令德国的生物技术研究迅速陷入困境。1984年，德国议会委员会甚至专门撰写了报告《基因技术的机遇与风险》以探讨潜在的危害。
与德国不同，美国对新技术更为开放：在德国对转基因技术畏首畏尾的时候，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发表了一篇题为《商业生物技术》的报告，他们在考察生物技术的经济前景之后，又详细列举了联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各种举措，他们希望能够借此登上基因技术的制高点。
德国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迫使生物医药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到1990年，德国本来应该进入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有75%都流向了国外，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美国。一位制药公司高管的话也许颇能反映当时大家的心态，“如果把钱投在某种化学产品上，我们两三年就能获利；但如果投资生物技术，十年内都未必能赚钱。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
保守主义并不只属于德国，整个欧洲都对新技术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较为警惕。这种思潮在转基因技术上表现的尤为明显，疯牛病等事件使这种担忧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调查表明：2/3的欧洲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会给社会带来危险，只有1/3的人支持转基因食品。目前，转基因作物在欧盟农业中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种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也只占到总额的0.08%。
但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意识到，食物不可能一直过剩而廉价，贸易政策和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质疑也无法永远充当欧洲农业的马其诺防线，欧洲迟早都要正面迎接来自其全球竞争对手的挑战。而要赢得这场国际竞争，欧洲除了推进技术进步外再无任何选择。
利用欧盟严格管制带来的发展空间和时间，欧盟多个成员国开始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持续发力。20年来，欧盟国家农业转基因研究单位增加了接近500个，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正在建立。欧盟执委会2009年出版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有机农业共存之国家策略报告》中指出，至少有15个会员国立法采纳了这一制度，这对保守的欧洲而言无疑是个长足的进步。
同时，欧盟也相继放开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允许在饲料中添加转基因成分。对于一个粮食供给无忧而又保守主义思潮泛滥的土地而言，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自诞生以来，转基因技术就一直处在上升之中，这股技术潮流不会逆转也无法逆转。”对于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前景，黄大昉认为中国应该抓紧转变思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情极为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少人多的国情短期内无法改变。透过连年丰收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除去依靠技术进步，中国农业没有更好的出路。”
2008年，作为关系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科技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正式开始实施。两年后，生物育种又被列为我国急需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在去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有明确要求：“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也是如此，从外打破是不得不承受的压力，是最终被迫无奈地接受，裹挟着被动向前；但是从内打破则是成长，是万众一心的智慧和力量之于生命力的展现。”在自己的博客中，罗云波这样写道，“用理性的眼光去信赖科学，用动态的包容去期待发现，就能让科学帮助人类趋利避害。”
